“心脏病”背后是内心的恐惧

在心脏病的阴霾下

去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三晚上，程女士倚在沙发上看书。她突然一阵心悸。她的心似乎从嘴里跳出来了，浑身是汗。“我会死吗？”她极度恐惧地向丈夫哭喊。她的丈夫立刻打了120。很快，一辆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医院。

奇怪的是，程女士刚刚住院，上述症状已经消失。心电图检查无异常。医生简单地处理了一下，然后让程女士回家休息。

很快就到了周六，程女士去超市购物。正当她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挑选东西的时候，她的胸部突然感到剧痛、出汗和旋转。她靠在墙上寻求帮助。

在从超市到救护车到医院的30分钟里，她感觉自己长达一个世纪。在她丈夫关心的目光中，程女士有点不知所措——我怎么了？我会死吗？恐惧如此强烈，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漂浮。

虽然有关检查并无异常，但鉴于程女士屡次出现心肌梗塞症状，医生不得不将她收进病房作进一步观察。在观察期间，医生为她做了一系列检查，包括24小时心电图监测、超声心动图、血常规、血沉、放射性核素显像、血清酶学检查等。，结果仍然正常。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程女士又遭受了三次“心脏病发作”，每次都没有任何征兆。她不得不住院。尽管如此，她几乎每个月都生病。强烈的恐惧在她心中生根发芽，这让她几乎不敢独自一人。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着她。

向心理学家寻求帮助

起初，她的丈夫也积极帮助程女士就医。三个月后，他开始抱怨她没有假装生病，也没有太在意她的“病”。这两个人也生气了几次。幸运的是，她有一个给她精心照顾的好朋友。碰巧，这位朋友听到医生说“这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并积极帮助程女士联系我们的中心。

事实上，程女士不愿意做心理咨询。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仍然和作者有电话联系。在通话过程中，程女士了解到，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都是正常人，心理疾病不是精神疾病或神经病变。之后，她和她的朋友开车200公里到郑州接受治疗。

我们对程女士进行了心理测试。明尼苏达多用途人格测验(MMPI)显示，程女士有抑郁、歇斯底里和精神衰弱的症状。人格诊断问卷(PDQ-IV)显示她具有焦虑型人格障碍和依赖型人格障碍的一些特征。

根据童女士的描述，她出生在一个工程师家庭。作为独生女，她从小就受到宠爱，只有在10岁时才和父母上床。她父亲溺爱她，但她母亲非常严厉，希望她能有所成就，实现她未完成的梦想。上小学后，程老师非常努力地学习，她渴望每次考试都拿第一名，这样她和她的父母才能有面子。

高中毕业后，程女士的名字仍然排在名单的首位。然而，在高考中，因为成绩不好，程女士只考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在大学期间，程女士学习更加努力，并在毕业前被送进了研究生院。她认为“她终于保住了一张小脸”。

从研究生院毕业后，她进入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因为她的学历比她的大多数同事都高，她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她和同事相处得很好，这使她在家里和工作中感觉很好。

26岁时，她的父母将她嫁给了丈夫。丈夫很能干，能很好地做家务。丈夫和妻子非常幸福。一年前，程女士被任命为行政人事部经理。她升职后，总经理给了她很大的压力。

因为单位的效率不好，人才流量很大，招聘、辞职谈判、绩效管理、评估、工作计划...事事不好做，领导往往不满意，这让她感到焦虑。

这时，我妈妈出去的时候被人撞倒了。她因股骨头受伤躺在床上。不久，她最好的朋友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她不能经常陪她。回家告诉你丈夫“麻烦”。起初，丈夫仍然听着。后来，他说，“如果不好就不要做，否则你可以再要一个孩子。”此后不久，她的“心脏病”开始发作。

治疗越来越好了

在第二次面试开始时，治疗师指导程女士做了半个小时的放松训练，同时，她运用认知重建技术挖掘她内心的错误认知。面试后，治疗师让她把放松训练磁带带回家练习，每次半小时，一天两次。

治疗两周后，程女士告诉我，“我做了你让我做的事！”

“哦，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很多！我发现把你的话变成行动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真的很难！”

我给出了积极的反馈:“但是，你做到了！”

程女士微笑着说:“是的，我坚持要做，并强迫我自己去做。这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但我认为我所做的是有效的。”更重要的是，在前三次治疗中，我成功地处理了程女士的移情、抗拒和反移情，治疗变得越来越顺利。

经过治疗后，程女士突然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任何陌生的环境都应该被视为危险"；“我的安全取决于我自己来保证”；“我的生存取决于我是否永远强大和有竞争力”...这些想法在压力下引起了她的焦虑。我引导她一个接一个地映射这些想法和情感，并和她一起寻找内在的力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经过六次治疗后，程女士的“心脏病”停止了，并开始恢复工作。

治疗有效后，程女士的丈夫开始开车送她去治疗。可以看出他仍然非常爱他的妻子。虽然他不了解她的待遇，但他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她。

心灵的真正成长

也许是她丈夫的陪伴让程感到轻松，她开始谈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父母忙于他们的工作。断奶后，她被送到上海祖母家，三岁时回到幼儿园。从那以后，她非常依恋她的母亲。我记得当我六岁的时候，当我妈妈带她出去旅行时，她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裙子，一刻也不肯放手。她回忆说，那时她总是担心如果她看不到她的母亲。我会被伪装成我母亲的坏人欺骗，或者因为某种力量让我母亲消失。

在随后的咨询中，我告诉程女士:“你一直想得到你母亲的关注和爱，但她并没有让你满意，你的朋友也很满意。但是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你了。你害怕你再也得不到爱，从而导致紧张和焦虑。”

“事实上，我又爱又恨我的母亲，但我没想到她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和伤害。我非常担心我的朋友。我想如果我的朋友出了什么事，我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朋友了。”

这次面谈后，程女士没有按时接受治疗。有时她会迟到并违反合同。已经基本消除的焦虑又出现了。

在分析了程女士的移情阻抗后，治疗师意识到这是因为她希望治疗师能关注自己，给自己一个母亲的爱。

我告诉她，“是不是因为你把对你母亲和朋友的期望转移给了我，你才对我有这样的期望？”程女士认为，治疗师确实像朋友一样有耐心，但也像母亲一样认真。

在咨询过程中，我一步一步地引导程女士找到了焦虑的根源之一，那就是她年轻时没有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作为回应，她会问自己太多，长大后会制定一套苛刻的自我评价标准，这会导致焦虑。

我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真诚的、无条件的和积极的关注以及在发展人际关系中的同理心来帮助她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真正地审视自己，接受自己，发现自己，最终超越自己。

因此，在随后的治疗中，程女士开始开车来郑州，而不是依赖别人。在治疗过程中，更积极地寻求自己的内功。改善与母亲的关系，找到与母亲关系的积极面；与朋友的关系也逐渐变得成熟，开始与朋友形成相互理解和帮助的关系。在与丈夫的关系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建立更积极的沟通，并尝试建立共同的价值观。

在治疗的后期阶段，我主要与程女士讨论了依赖治疗师(同理心)为治疗结束做准备的问题。

尽管程女士的成长道路仍在继续，但她远离了“心脏病”的威胁，她的其他症状也越来越少。

作者指出:

本案所涉人员的姓名是假名，并有相关人员本人的书面授权和同意。其他人不允许坐相应的座位。